用了半个月时间读完了杨奎松老师的《西安事变新探》，对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有了更深的认识，对其中的主人公张杨二人，共产党、国民党以及苏联等的角色作用发挥也有了新的了解。
以前了解西安事变，无外乎就是通过历史教材或者党史材料，大概知道事件过程和意义。
1936年12月12日，张杨二人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既定国策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,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“兵谏”，扣留来陕督战的蒋介石，提出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，逼蒋介石抗日。在我党的努力下，蒋介石接受“停止内战、联共抗日”等六项主张，为“西安事变”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，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。
看完书，才知道事变前后错综复杂的情况、波诡云谲的关系，各方的利益权衡，充满了戏剧性和偶然性。杨奎松老师的书向来是材料十分详尽，推理十分缜密，几乎每一部都是正统的学术著作，这部也不例外。
都说张学良政治不成熟，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，那是以现代人的视角来看的。但是，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，如果我们作为张学良，我们能怎么做？应该怎么做？是死心塌地地跟着蒋介石继续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，那他的十几万东北军就没了，打回东北的愿望也就实现不了了。还是彻底投诚共产党，可是那时候共产党自身生存都成问题，实力弱小，张学良怎么会投。当然，历史没有假设。但是我们如果是张学良，不见得做得比他好。
至于我党，真是感叹我党生命力之顽强，意志之坚定，关键时候运气属性也是爆棚。每次危难之际，都有各种偶然和必然的因素来介入。多亏有了张学良，红军逃出了宁夏战役后陷入濒于灭亡的绝境。西安事变后，蒋介石并未兑现种种承诺，但是对中共来说，因为蒋介石不再围剿红军，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，既促成了国内的团结和统一，也给了中共难得的发展良机。
共产国际：空头支票满天开。本质出于民族利益和远东战略之要求，需要一个统一中国制衡日本北上，在中共力量不足的情况下支持国民党似是最好选择，共产国际815来电，明确指示必须“联蒋抗日”，这也是为什么不赞同中共与地方军阀接洽以及斥责西安事变的原因。
张学良的失策在于，不应意气用事送蒋介石离开。自此一去，再无归途。不仅少帅自己身陷囹圄，失去自由，而且群龙无首的东北军很快也陷入混乱和分裂。
最后只落得“西望云天，不胜依依”。
